本文为我局的第148篇观察文章,今天我们讲讲隆中对的故事

文字:张守哲 | 制图、编辑:孙绿

在英雄辈出的三国时代,《隆中对》是理解整个故事的“文眼”。 在《隆中对》中,诸葛亮为刘备分析了天下形势,提出“先取荆州为家、再取益州以成鼎足之势、最后图取中原”的战略构想。刘备集团此后的种种攻略皆源于此。

三顾频烦天下计,一番晤对古今情

没有《隆中对》,那么后来出现的可能不是魏蜀吴鼎立的三国模式,而是曹魏VS孙吴的南北朝模式了。“隆中对”直接影响了从公元207年刘备三顾茅庐到公元263年蜀汉灭亡的中国政治格局,其有效时间影响长达56年,时间跨度占了此后整个三国时代的77%。毫不夸张地说,"隆中对"硬生生改变了一个时代的走向。

207年——隆中对

263年——蜀汉灭亡

是“天下三分”还是“南北对峙”?

在《隆中对》诞生的七年前,东吴重要谋士鲁肃也为孙权提出了一项战略方案——《榻上策》。

建安五年(公元200年),鲁肃见到孙权,两人合榻对饮、相谈甚欢。孙权问鲁肃对东吴今后的战略发展方向怎么看?

鲁肃回答说,汉室已经不能复兴,曹操也无法除掉,为您考虑,只有把根基立于江东,才能争夺天下。北方容易出现纷争,正因多纷争,主公您正好可以溯江而上,先剿除黄祖,然后进伐刘表,攻取巴蜀,完全据有上中下游的长江天险,依托长江天险,与曹魏集团形成南北对峙局面。

鲁子敬深知孤之忧虑

鲁肃《榻上策》的理想划界?

《榻上策》为孙权提出的是曹魏VS孙吴的南北朝模式,而诸葛亮的《隆中对》为刘备提出的则是“魏蜀吴”三国鼎立的模式。后来的历史发展基本走的是三国鼎立的模式,这是为什么呢?

换句话说,在曹魏与孙吴两大寡头下,弱小的刘备集团是如何从夹缝中求得生存,赢得“三分天下有其一”的呢?而这也正是诸葛亮比鲁肃的高明之处。

先取荆州为家、再取益州以成鼎足之势

诸葛亮《隆中对》的理想划界?

这涉及到寡头市场参与主体的行为模式。德国经济学家斯塔克尔伯格(H. Von Stackelberg)曾提出“斯塔克尔伯格模型”。该模型将寡头细分为“实力雄厚的领导者”与“实力相对较弱的追随者”两种。

首先,市场领导者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决定自己的市场行为,然后,市场的追随者再根据市场领导者的行为决定自己的最优行为。如此循环往复,形成寡头格局下的行为模式。

具体到《隆中对》,可以把参与主体分为:领导者(曹魏)——追随者(孙权、刘备)的三方博弈模式。在该模式下,由于曹操实力最强,“此诚不可与之争锋”,所以,孙、刘均无法单独与之对抗,必须联合方能图存。这是三方的基本行为模式,具体而言:

第一种情况:如果曹操攻打刘备,那么孙权一定会救援刘备。“隆中对”之后第二年发生的赤壁之战就是如此,市场的第二名和第三名一定会通过“抱团”取暖。

赤壁之战

第二种情况:如果曹操攻打孙权,由于孙权在业内排行第二、且拥有长江天险,完全可以支撑较长时间,那么刘备就可以按照《隆中对》提出的战略方针,从容地攻取西川(益州)和汉中,建立一方霸业。

地图

第三种情况:如果孙权攻打刘备,由于面临着来自曹魏的压力,那么孙权只能敲打、而不能吞并刘备。这就是后来在夷陵之战大胜刘备后,为什么孙权并没有乘胜灭蜀了。

正是在上述三方博弈的行为模式下,刘备集团在短短十二年里(公元207~219年),迅速从寄人篱下发展到“进位汉中王”,成为三分天下中的一员,并顺手“埋葬”了鲁肃的南北朝模式。

天下“终归一统”还是“永续分裂”?

《隆中对》与《榻上策》的另外一个重要区别,在于对终极战略目标的判断上。

在《隆中对》中,诸葛亮认为,实现“天下三分”只是第一阶段,而“图取中原”才是其终极目标!从后来的发展看,“诸葛秉政”之后,曾六出祁山,北伐中原,为的就是实现一统天下的终极战略目标。

相比之下,鲁肃虽然也提出过图取天下的目标,但是他的立足点还是“保江东以观成败”这个角度。

图取中原与保江东以观成败

表面上看,两者的差异是由意识形态导致的:刘备作为汉室之胄,心理上自然不会满足于地方割据,本着“王业不偏安”的心态,所以要“北定中原,兴复汉室,还于旧都”。相比之下,孙吴方面则没有这层意识形态的色彩,属于偏安一隅的状态。

政治正确

抛开意识形态的差异,从政治市场结构演化的规律分析,诸葛亮的境界还是要比鲁肃高:诸葛亮看出来了,不管将来是魏蜀吴三分还是魏吴对峙,这样寡头结构都不会长久,总有一天会改变,“天下大势,合久必分,分久必合”。

那么,问题就不在于将来是否会统一、而是在于由谁来统一。当然,站在刘备方面考虑,诸葛亮还是希望未来一统天下的能是蜀汉一方,实现“三家归汉”。

对竞争对手的深刻洞察

《隆中对》中指出,天下将来会“有变”。那么,曹魏集团内部为什么会“有变”呢?这要源于诸葛亮对曹魏这个市场领导者的深刻洞察:

曹操在创业上采用的是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的模式,带来的好处,是曹操可以利用中央政府的名义和官职广纳人才,带来的坏处则是这些人才究竟是谁的搞不清楚。

队伍混杂,管理亦需要相当技巧

曹操阵营庞杂:有原来就在中央政府任职的,有后来被曹操选拔招揽的,还有朝廷官员推荐任命的,更有从敌营中招降纳叛的,并非清一色的都是自己的队伍。

加之曹操本人人品有误,导致团队整体道德水平低,容易出内乱。朝廷里总会有不服的人存在,后方不稳定,朝廷内外的敌人都要对付,容易陷入两面作战的境地,从而影响事业的发展。

其实曹操也是个爱写诗的文艺中年

曹操集团内部先后出现了董承“衣带诏”事件、荀彧反对曹操封公建国、孔融、祢衡等人唱反调;赤壁之战后,有人想借赤壁之败扳倒曹操,趁机取而代之。

赤壁之战后,曹操又进行了破马、韩,征孙权,伐张鲁三次战争,每次时间都不超过一年,甚至宁肯半途而废也要返回邺城,究其原因,用法正的话说,这不是曹操考察不周、用兵不足,一定是他内部出了问题,使他感受到了威胁。

董承衣带诏事件

曹操之后,曹丕“篡汉立魏”、经过曹叡,三代之后,及至曹芳继位,司马懿父子开始依葫芦画瓢,曹魏步入了“司马同槽”时期:从曹叡托孤、经洛阳政变,到曹芳被废、曹髦被杀、包括期间的扬州之乱,前后共21年,正是魏国政局动荡时期,也就是诸葛亮所指的“天下有变”,或者鲁肃所指的“北方诚多务”。

而这一战略机遇期,蜀汉却处于鸽派的蒋琬、费袆秉政时期,等到鹰派的姜维掌握兵权挥师北伐时,已经失之太晚了。

对蜀吴“中分天下”的地缘安排

《隆中对》的另一高明之处,在于对未来蜀吴“中分天下”的地缘安排。“三分天下”时期,蜀汉占据的是荆州和益州,属于中国地势的第二阶梯,而孙吴据有的扬州和交州则完全是第三阶梯。

同时拥有雍州、益州的重要性

按照《隆中对》的构想,未来蜀吴如果分路北伐,一旦成功,将会形成与吴国东西二分天下之格局。蜀国即使退到太行山一线,也仍然对吴有绝对的地缘优势。

一方面因为中国的地形西高东低,高地对低地往往可以施加更大的地缘压力。而河、济、淮、江四渎,蜀国又皆处上水,顺流而下其势无匹。尽管是二分天下,吴、蜀之优劣已决。

一旦重启战端,蜀汉可充分利用占据中国地势第二阶梯的地缘优势,进攻处于第三阶梯的吴国,统一天下,如“汉高祖故事”。

高祖当年便是同时据有四川和陕西、山西,占据第二阶梯(地图来自史图馆)

关于《隆中对》的战略失误,后世一般认为主要有两点:一是关羽“大意失荆州”,使得蜀汉北伐失去了荆州这个前进基地,而不得不翻越祁山,后勤难济,导致每次北伐均因粮草不济而功败垂成。

二是在首次北伐时,诸葛亮未采纳魏延的“子午谷奇谋”,从而失去了袭取长安的机会。事实上,《隆中对》不足还是要从建安十二年对当时格局判定说起:

即将被斩于马下

政治格局判定时的无奈

回到公元207年,从当时的中国政治版图来看,除了中原的曹魏集团、江东的孙权集团,在这两家剩下的地盘其实共有三块:除了《隆中对》所提到的荆州、益州,还有雍州(又称为关中、秦川)。雍州当时为韩遂、马超据守,并不在曹操的控制之中。

从地缘环境上来看,如果刘备集团后来占据的是“雍州+益州”,那么,在后来“三分天下”的斗争中,其地缘优势将远大于诸葛亮《隆中对》中所提到的“荆州+益州”。

而“雍州+益州”才是真正的“高祖因之以成帝业”,刘邦在与项羽对峙鸿沟时,所依托的正是这块战略大后方。

从地缘上来看,一旦占据了“雍州+益州”,就可以牢牢占据中国地势的第二阶梯,做到进可攻、退可守,那么,以第二阶梯攻打第三阶梯,正好可取地利上的优势。也就是说,得“雍州+益州”者方可得天下。

如果追溯到更早的战国时代,在秦惠文王时,秦国内部面对到底是先“问鼎中原”还是先“攻取巴蜀”时,产生了分歧:纵横家张仪认为,应先攻韩,打通东进中原的崤函通道;而司马错力主先攻取巴蜀,为秦国争霸乃至统一六国提供稳定的战略大后方,即“伐蜀则得楚”。秦惠文王后来采纳了司马错的建议。

秦国攻取巴蜀后,其地缘环境大大改观,并且从根本上确立了对山东六国尤其是楚国的地缘优势。

秦灭巴蜀之时,对楚已有了巨大战略优势(地图来自史图馆)

设想一下,假如当年楚国不是急切地去问鼎中原(春秋楚庄王、战国楚威王),而是溯江而上攻取巴蜀,“竟长江所极、据而有之”,那么,焉有后来秦国的崛起?恐怕统一六国的是楚国而不是秦国了。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,拥有一个长远的战略眼光是多么重要!

首先攻击外围,占据第二阶梯,然后包围中央,再荡平东方

从三国之后的历史发展来看,北周的立国者——宇文泰同样是袭取巴蜀,在拥有“雍州+益州”的情形下,确立了与北齐、南陈鼎立的地缘优势,使北周由周齐陈三国中最弱的一方,凭借地缘优势迅速崛起,为后来的北周武帝灭齐、杨坚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基础。那么,问题就来了,在“隆中对”中,诸葛亮为什么没有提到雍州呢?

北周、北齐、陈(地图来自史图馆)

作为一名杰出的战略家,诸葛亮不会不知道雍州的地缘重要性。笔者认为,诸葛亮之所以未提到雍州,有两方面原因:

一是《隆中对》提出之时,刘备驻军于荆州新野,与关中之间隔着广阔的曹操统治区。刘备即使想夺取关中,也是鞭长莫及。

二是诸葛亮为刘备设计战略行动时间表的时候,一定也会预料到,在刘备西取荆州、益州的时候,曹操那边也不会闲着,也必然会控制战略位置极其重要的、而且还是中原屏障的雍州(关中)。

事实上,在刘备后来入川的同时,曹操不仅通过破“马、韩”以取得关中,而且还通过“伐张鲁”,初步控制了汉中——这块益州的北面屏障,引得初至益州的刘备方面人心惶惧。

刘备起步较晚,大家都在圈地,占不到雍州了

以刘备方面的实力,能在曹魏立足未稳之时击败夏侯渊、重新夺回汉中就不错了,要说进一步拿下关中,那就是举手摘星辰了。

这里的启示在于,创业(对刘备来说是转型) 起步一旦晚了,其最终成就也会受到深刻影响。在东汉末年群雄逐鹿的时代,曹操集团正是占据了“创业时间早”这样一个“天时”的优势,迅速抢占地盘,成为市场领导者。

也正是由于起步晚了,刘备集团的发展速度再快,也只能夺取荆州和益州——这一个“战略制高点”,要想夺取另一个“战略制高点”——雍州,那基本上是不可能了。

在后来的魏蜀吴三国综合实力对比中,蜀国人口约有28万户,士兵人数约10万。吴国人口约有52万户,士兵约23万。魏国人口约有103万户,士兵约50万。

从中可以看出,创业最晚的刘备集团实力也是最弱:人口仅占12%。所以,诸葛亮后来六出祁山、仍难有突破,最后“星落秋风五丈原”。也就是说,不是你看不到市场机遇,而是你的行动每次都比别人晚一拍,同样也很难成功。

“出师未捷身先死,星落秋风五丈原”

地缘安排上的失误

在拟定刘备集团夺取荆州和益州的战略行动方案中,诸葛亮其实忽略了一点:荆州与益州在地缘上并不是一体的,相反,荆州(长江中游)与江东(长江下游)在地缘上其实才是一体的。

从地缘上来看,荆州在东吴的上游,在以水军为主、并依托长江天险的东吴看来,荆州就等于悬在头上的一把“达摩克里斯之剑”。也就是说,不管后来刘备方面如何鼓动孙权去攻徐州战合肥,与曹魏如何争夺江淮江左地区,到最后,孙权集团去都会把注意力和主攻矛头对准荆州,并力夺之的。

当时的三峡航运,应该还是挺困难的

另外,《隆中对》关于荆州作为蜀汉未来北伐基地之一的战略安排,也间接导致后来刘备方面过于看重荆州了。

对于刘备集团来说,荆州的确是一块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前进基地,但是其地缘特点,决定了远在四川盆地的刘备即使拥有、也难以守住,有点儿鸡肋的味道。

荆州16年新近落成的关公雕像

在建安二十年(公元215年)蜀吴“湘水划界”、中分荆州之后,这一劣势越来越明显,当时蜀汉方面所辖的荆州地区已经对东吴门户洞开。

即使是蜀汉作出了上述让步,荆州的地缘特点决定了孙吴方面的目标必然是夺取荆州全土。因此,应该说,后来关羽的“失荆州”、刘备的夷陵之败正是这种地缘安排的必然结果。

在湘水流域内,孙刘两家之间的划界是缺少地理分界线的,最终荆州势必要归于一家

兵分两路的弊端

诸葛亮《隆中对》在北伐中原的安排方面,具体采用的则是“两路分兵”,即:一路以荆州为基地,进攻宛城、洛阳方向;另一路则以益州为基地,挥师进攻关中。

诸葛亮规划两路并进,就可夺取中原。从地缘上来看,诸葛亮的两路出兵,距离有千里之遥,首尾实难呼应。兵力分散、不能集中兵力打击敌人。

后来,在刘备刚刚攻取汉中后,曹操准备来犯,刘备于是命远在荆州的关羽率军北进,打响了襄樊之战,打得曹操意欲迁都以避其锋。但是,一旦孙吴从东面袭取荆州时,远在益州的刘备和诸葛亮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。

第一次夭折危机:赤壁之战

自建安十二年(公元207年)诸葛亮“隆中对”出台,从之后的历史发展来看,有三次危机可能会导致中途夭折:

在建安十二年(公元207年)十月的“隆中对”中,诸葛亮为刘备安排的本来是“先取荆州为家、再取益州以成鼎足之势”的战略方案。然而,计划赶不上变化,仅仅不到一年时间,曹操就于次年秋初举兵南征。

而此时的刘备尚未有效接收荆州。随着刘表病亡,荆州群臣拥立其子刘琮,而刘琮继位后迅速降曹。

曹军来势汹汹,所向披靡,随后更是在当阳大败刘备,并迅速占领江陵/南郡,刘备和孙权所依托的“长江防线”被撕开一道口子。形势的突变,让“隆中对”“鼎足三分”的建国道路面临第一次重大危机。

“长江防线”被撕开一道口子

应该说,此时的形势对曹操一片大好。若能有效运用,当可趁势扫平南方。曹操方面可派一员大将,率步兵攻取夏口,从而将荆州最重要三镇——襄阳、江陵、夏口尽收囊中。

那么,远在柴桑的孙权很可能就不敢轻举妄动,且随着曹军声威日隆,东吴内部必然会出现分歧。可惜,骄傲的曹操未能抓住这一有利时机。

当此生死存亡之际,初出茅庐年仅27岁的诸葛亮临危受命、以其杰出的外交才能出使东吴,完成了“联吴抗曹”的艰巨使命。

孙刘结盟后,与曹操在赤壁爆发了遭遇战,不习水战的曹军旋即大败,随后退出荆州。自此,魏蜀吴“鼎足三分”的局面出现雏形,“隆中对”的战略目标开始迈出艰难的第一步。

第二次夭折危机:曹操平定汉中时期

建安十六年至十九年(公元211-214年),刘备乘虚而入,以诈力取得西川,立足未稳。与此同时,曹操西征张鲁,平定汉中。介于汉中是蜀郡的咽喉和门户。

此时刘备远在与孙权对峙的荆州前线。谋士刘晔、司马懿建议曹操乘胜取蜀,但曹操受制于“内有忧逼”的情形、并未采纳其建议,而是选择撤兵。

曹公失去了最后的机会

曹操因此失去了在有生之年统一中国的可能性,“隆中对”的第二次危机也就此躲过。曹军一撤,刘备旋即发兵攻取,汉中归蜀,从此再也没有落到过曹操手上。刘备随后进位汉中王,达到其事业的巅峰。

214年,刘备收蜀,一旦控制汉中,三国鼎足之势形成

第三次夭折危机:“夷陵之战”时期

“隆中对”所面临的第三次夭折危机,出现在刘备执意伐吴的“夷陵之战”时期。自荆州被东吴袭取、关羽被杀后,为夺回荆州,刘备不顾群臣劝阻,在称帝后仅三个月,就率倾国之兵东征孙吴。

孙权遣书请和,刘备盛怒不许。曹魏方面的谋士刘晔识破孙权遣使称臣的目的,向曹丕进言,借此千载难逢之机,联蜀灭吴,然后再大举伐蜀,从而实现统一中国的目标。然而,缺乏战略眼光的曹丕,竟然轻易放弃,错失了统一全国的大好机会。

“隆中对”的第三次夭折危机再次轻轻翻过。夷陵之战后,“隆中对”所描绘的“三国鼎立”局面最终形成。

至此,“隆中对”所面临的三次夭折危机均安然度过。蜀汉从无到有,终于成为三国中的鼎立一方。

细细分析,会发现,每次危机的主动权均是掌握在三方中的最强者——曹魏的手中。这倒也非常符合市场格局的特点——市场的主动权一般掌握在市场领导者手中。

假使曹魏能及时采取正确措施,那么纵使有十个诸葛亮也无法挽狂澜于既倒。当初,诸葛亮选择了相对较弱的刘备一方“鞠躬尽瘁”,当然,最终也未实现“北定中原、兴复汉室”的目标,其实并不全赖个人因素。这也印证了那句话——一个人的命运,当然要靠个人奋斗,但是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。

END